一、小农经济的实质及其政治体制
1.大土地所有制与农民小生产相结合
中国封建社会以农立国，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主要财富，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中国秦汉以来的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贯穿始终，土地国有表现为皇族垄断。
从土地占有方式上来看，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封建国家或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地主阶级大土地所有制与农民小生产相结合是其基本特点。
同西欧封授世袭的庄园经济相比，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突出特点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
从土地经营形式上看，中国主要体现为土地分散经营，地主尽管占有大量土地，但一般不直接经营，而是分散给农民租种，因而个体小生产性质相当突出。一家一户可以实现生产、消费、再生产的循环。
自耕农是中国封建社会不容忽视的特有阶层。他们兼具劳动者与土地私有者二重性，其所负担的赋税一般少于佃农所缴纳的地租，因此自耕农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一个最有能力发展生产的社会阶层。
中国的封建地主则将政治权力交给他们的共同政治代表———皇帝及下属各级官僚机构，来实施对农民的统治，由此决定了其独具特色的政治体制。
2.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为中央集权制，这是由中国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小农生产方式决定的，自然经济的分散性与封闭性为中央集权提供了广泛的基础。
因为中央集权制，单个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其地位尽管不稳定，却有利于整个地主阶级、整个政治体制的稳定与延续。
中央集权制以郡县制为基础。郡县制的出现与定型，是中国社会组织结构一次极其重大的调整。得益于郡县制，中国的国家形态逐步脱离多元化的原始族部落基础上的邦国而向中央集权模式转型。
中央集权的基本特征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将国家主要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手中，皇权统揽一切，是最高的、唯一的、绝对的。
与中央集权密切相关的，是以家族宗法制为核心的封建社会组织结构。家族宗法制为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央集权体制不断调节以适应社会时代的变化，呈现出强化之势。
中央集权体制的产生与发展，适应了自然经济性质的小农生产方式，亦有军事方面抵御北方大漠南北游牧民族侵掠的需要。
中央政府能够强力干预、直接掌控各个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事务，有效配置各种资源。
不仅如此中央政府也能组织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国防、农业、水利、交通、救灾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修筑了规模浩大的长城、运河、驿路，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这是一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也是行政动员和资源整合的高效体制，创造了诸多辉煌的历史业绩。
中央集权的治理体系契合人们对“大一统”的理想追求，有着相当稳固的理念支撑，所以能维持数千年而不衰。
还因其有着相当严密完备的制度设计，且总体来说运作良好，对中国的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促进作用。
二、官僚制度的建立，形成了大一统理念以及繁荣的文化
1.以官僚制度为核心的治理体系
一个国家要实现大一统的治理格局，必然需要凭借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行之有效的官僚系统。
高度发达的官僚制度与中央集权体制浑然一体，成为大一统国家的强大支柱，不仅为封建王朝的社会治理、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中国的传统官僚制孕育于战国时代。列国争雄的险恶环境迫使各国在社会组织治理方面积极变革，贵族政治亲贵合一的格局被打破，出现文武分职、官职专业化的趋向。
秦兼并天下后，立百官之职，从中央到地方基层，各级官吏的设置趋于系统化、制度化，分工明确，考核严格；且推重吏治，以吏为师，使国家官僚机器增强了务实能力。
官僚政治的兴起，意味着政治权力等级世袭的终止。
汉代基本因循秦制又有所发展，侧重儒家传统的“儒生”与侧重法家传统的“文吏”的冲突到东汉末以“儒法合流”告终，奠定了士大夫官僚政治的初步形态。
魏晋时期逐渐形成门阀政治，政务官由门阀把持，负责具体事务处理的事务官则由“寒门”担任。北朝强调军功以抗衡贵族，士族门阀开始衰落，官僚政治得以发展。
隋代废三公府僚，在外朝形成与皇家事务彻底分离的政权机关，摆脱家国一体的体制。唐朝六典的出现及其他形式的文官立法，使封建官僚制度进一步发展。
中国封建时代的官僚制度源于小农生产对社会管理方式的需要，又极大限度地维护了农为邦本。虽然官僚制度与军权相互牵制，但一方面它又依附于军权。
“皇权”与“相权”互相支持又互相斗争，总体上呈现“皇权”压倒“相权”之趋势。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度，到唐宋演变为三省六部制。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深知吏治清明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因而在官吏选拔上力图建立选贤举能的机制。
从汉代的“察举”“征辟”，到曹魏以后发展为九品中正制。隋唐时期确立了科举制，科举考试日益严密，成为官僚晋升的主要途径，使布衣也可能为卿相。
中国的官僚制度之完备，规范之详密，均为世所少见，对西方世界也产生深远影响。
2.形成了深入人心的大一统理念与儒家意识形态
中国幅员广袤，民族众多，自秦统一六国以后，尽管历经朝代更替、风云变幻，却总是“分久必合”。
东汉末年由军阀混战而分为三国，唐时由藩镇之乱扩大为五代十国，这两次割据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程中，只是短期的、变态的，统一则始终成为历史的主旋律。
中国之所以能长期维系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帝国，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基础应是“大一统”理念。
“大一统”的政治实体形成于秦汉，但其理念可追溯至商周时代。或因当时战乱频仍，人们亟望有一个安定统一的局面，“大一统”理念几乎在春秋战国的各派学说中都得到推崇。
“大一统”理念的影响至为深远，数千年来浸润着中国人民的思想情感。
“大一统”的政治实体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与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体系相适应的，是在各种治道理念竞争中通过逐渐融汇、演化而形成的儒家占据主干地位的意识形态。
儒家文化在制度方面构建了相应的礼法规范，逐步完成治统与道统的统一，实现意识形态结构与政治结构的一体化。
但并非仅有儒家学术思想和治道理念发挥着单一作用，法家、道家的思想资源亦被吸纳其中，故而有“阳儒阴法”“儒表法里”“儒道互补”等说法。
以儒家学说为骨干的封建意识形态，通过丰富、多层次的教化体系而深入人心，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外在规范内化为人们的文化心理积淀，对于安定和凝聚社会、整合社会秩序与人心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儒家学说具有两重性，既服务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同时对封建皇权有所制约。儒家思想中蕴含有“民本”思想，强调“民贵君轻”“公天下”，在晚明还生发出反专制的启蒙思想。
3.创造了开放包容与璀璨无比的文化
在两千余年的封建时代，中国曾经有过多次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时期，创造了开放、包容的灿烂文化，成为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高峰。
封建时代的中国以辽阔的疆域、庞大的经济、先进的科学技术、灿烂的文化，成为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机制在不同时期实现了多元文化的撞击与整合。
中原以农耕为主的汉族文明，具有极为强大的同化力，其先进性令各游牧民族的上层人物不能抑止仰慕之心，少数民族或被迫、或主动学习汉文化。
民族的大融合就是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张力和引力下，开始一张一弛的运动，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周期性拓展，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之源泉。
封建时代的中国综合国力强盛，故而总体上开放、自信。中国封建时代，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胸襟融摄多种文化的精华，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化，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在世界文明史上熠熠生辉。
三、王朝更替中的社会持续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汉至清道光朝延续两千多年，而西欧的封建社会不过延续一千年左右。
与欧洲相比，中国的封建王朝更替频繁，祚长者二三百年，短命者只有十几年或几十年。“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社会大动荡的发生与王朝统治周期高度重叠。
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王朝易代，其原因不外乎统治阶级内争、外敌入侵、自然灾荒、农民起义。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规模之大与频率之高，为其他各国所无。
王朝不断更替，呈现高频率的周期性震荡，产生巨大的破坏性，广大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生产和生活甚至出现暂时倒退。
但其整体政治架构却得以复制再生，迟迟未能实现生产方式的突破，未能冲破束缚迈入资本主义的门槛。
这一特点是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折射出中国封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具有的韧性和弹性。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文明化程度远超中世纪的欧洲。
发展到晚明时期，中国社会近代化因素已然大量滋生，到清代前期事实上出现了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态势，具体表征为政府对基层社会政治控制的松弛化、商品经济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反传统观念的兴起与传播。
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特点 扩展
在经济上,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皇帝,贵族,官僚和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占有很少的土地,需要租种地主土地缴纳高额的地租,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闭眼尖锐；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其主要特征是个体家庭为单位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